陈伟:京津冀协同发展有望走上快车道

民族证券宏观策略部经理 陈伟
民族证券宏观策略部经理 陈伟

  近日,习近平在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的回忆上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7点要求。我们认为,7个要求的提出不仅有利于指导首都经济圈规划的推进,促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建设,同时它还有望成为我国更多城市群建设的指导纲领,推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

  

  早在2004年,发改委就启动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但历时10年之久,《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却迟迟难以出台,而关键原因还在于关乎各方的利益难以协调和平衡。如北京和天津作为经济上的两强,都希望在经济圈中占据更重要的主导地位;北京担心周边地区的开发可能使北京失去屏障,导致本就紧张的资源和环境更加恶化,影响北京的发展。

  正因为各地政府抱着“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首都经济圈规划作为我国公认难度最大的城市圈规划,多年来经历了多轮修改但仍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但是这种不断拖延的成本及代价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越来越大。

  如北京近年面临的人口过快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首都功能核心区的人口密度超过了23000人/平方公里,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人口密度相差百倍;北京还面临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繁重任务,如北京虽然已经成为中国服务业发展程度和专业化程度均在前列的特大城市,但和发达国家同类特大城市相比,其低端服务业还占很大比重,这些低端产业不仅占用了北京过多宝贵的土地资源,而且还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造成了大量的污染和违法建设等。

  面临着这些因人口激增导致的交通、住房、公共服务和环境污染等方面大城市病的挑战,北京需要解决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如新的城镇化规划要求北京这类特大型城市要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划定开发边界。

  再如河北,一方面面临着经济落后追改的任务,但另一方面作为全国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也面临着更大的环保压力,但是河北目前既定的以钢铁、化工等高污染为主的重工业产业结构也制约了河北的环保控制力度,若河北过度限制这些重工业的发展,河北经济及就业都会出现大问题。

  而双方面临的这些问题也迫切到了需要联手紧密协作才能解决的境地。如对于北京而言,一方面,若在没有更多产业转移到周边地区情况下,更多的人口还会聚集在北京城区,北京控制人口、交通、住房、污染方面的压力也就难以缓解,而另一方面,若北京仍是象过去一样,只是将落后且具有污染性质的产能转移至河北的话,河北造成的污染在目前的气候情况下,最终也会形成雾霾恶化北京的环境;对于河北来说,它只有能够从京津引入更多的高端产业代替现有落后及高污染性质的产业,否则河北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都将面临巨大压力。因此,现实已经迫切要求双方都必须在更大的空间寻求跨区域合作,建立更为协调发展的机制,才能获得共同发展。

  

  实际上,今年以来,双方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合作已经升级。如以往在京津冀的合作中,一直被动的京津两地,今年5月分别主动赴河北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框架协议,协议提出,三地将在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领域内开展合作,并且决定为了使京津冀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成立京冀和津冀省市合作领导小组,由双方常务副省长、常务副市长为领导小组,建立长期的交往和会商机制,强力推进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而这次习主席就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的7点要求,更会成为促动双方合作加快发展的“助推器”。

  如第一个要求,习主席强调了加强顶层设计。这无疑意味着作为指导三地协同发展的最高纲要,即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将会加快出台,而该规划也将对三地如何协同发展的多方面问题,如三地的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给予明确的指导。

  而怎样才能真正落实三地协同发展的这个纲要呢?这首先要求双方思想认识上的解放,第二个要求也就此提出要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该要求无疑否定了过去三地为了各自经济利益而损害了整体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思想,也将督促三地更多为了共同利益发展而尽快形成全局思维的习惯。

  其次,还需要双方在具体操作层面体现三地协同发展的思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要求则分别从产业对接协作、城市分工协作、环境保护合作、交通网络构建等方面对于三地如何共同协作发展给予了具体说明。如第三个要求指出“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该要求显然对于当前三地缺少产业合作,都不顾自身实际条件,一窝蜂竞争将同类产业搞成各地支柱产业的现状不满,而要求各地要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重新定位三地的产业。如北京市应利用自身科技和金融资源丰富等特点,强化自身的科研和生产性服务业优势;而天津可以利用北京的科技及人才优势,强化自身的先进制造业优势;河北可以利用京津两地的技术及产业转移,结合自身传统制造业的优势,积极促进当地传统产业的升级。

  这四项要求的落实显然也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它们的实施也会经历一个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而由于三地之间的交通便利可以给三地都带来更多经济利益,也是三地协同合作的首要基础条件,无疑可以成为三地优先合作的领域。如第六个要求提出要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

  而在要求的落实过程中,除了依赖政策的指导外,如要求一提出今后将在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激励三地形成协同合作的机制,还更多依靠市场化的机制才能实现,第七条要求为此提出“要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这无疑意味着今后三地的生产要素流动将更加遵循市场化规律,也将更能推动三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首都经济圈内市场规模扩大和产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如首都经济圈内的行政关卡、收费关卡等跨区障碍将取消,双方之间物流成本的降低将有利于人流、物流的加速;首都经济圈内医疗保险(放心保)、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政策的融合也将促进三地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促进人力资源的优化及劳动效率的提高等。

  

  我们也预计,在习主席“七项要求”的指导下,京津冀协同发展将真正走上快车道,而这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将产生十分积极的示范作用。这正如习主席强调所言,“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这毫无疑问表明,当我国城市圈发展难度最大的首都经济圈建设开始较快发展,并产生更多的红利后,其他的城市圈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也将可以更多克服行政及经济利益藩篱的限制,加快一体化合作机制的建立。而当更多的地区可以因此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后,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的我国2020年实现全国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目标也将有望逐渐实现,我国当前区域经济不协调发展导致的产业低水平重建及产能过剩、经济差距过大等诸多经济社会发展痼疾也将有望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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