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采宜：改革已经成为惟一的出路和药方

高级经济学家林采宜

　　　 11月26日，国泰君安证券2014年投资策略研讨会在深圳举行，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改革不是革命，它是历史的拐点不是历史的延伸，其在制度安排和落地方面是史无前例的。改革已经成为惟一的出路和药方。

　　林采宜：今天我在这里想利用一个长周期的视野，跟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中国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个改革开放所走过的路程。今天想讲的就是改革的逻辑。因为未来在很多时候，是历史的延续，历史常常会为未来的趋势提供一种参考。这是十一届三种全会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主题。

　　从这些主题我们可以看到，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只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市场化，第二个关键词是对外开放，第三个关键词是缩小城乡差距。

　　所有的历届三中全会从十一届到十八届都是围绕这三个主题展开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每一次改革都面临阻力，整个阻力最大变化是什么？七八年的时候阻力来自观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从上到下的老百姓到官员观念的转变是首先的，但是现在最主要的阻力是来自于既得利益者，所以说利益的阻力远远大于观念的阻力，所以我们才有改革攻坚这一说。

　　35年来所有的改革都围绕三条主线，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三条主线个人的观点。

　　第一条主线“农村问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的农村联产承包制是中国第一轮农村生产方式的改革，这一轮改革解决了从计划经济的集体生产走向市场经济的，以家庭为主的个体生产。他解决的是激励的问题，对农村劳动力的激励。其实所有的效率都来自于激励，制度的作用就是通过调整激励来调整人们的行为，从而提高整个资源利用的效率。

　　第一届三中全会在农村就实现了这样一个激励制度的改变，生产资料还是集体所有，但是你生产的产品在联产承包制的制度框架下由农民个体所有，这种激励制度的改变，使得80年代以后中国整个经济增长迸发出一波非常强烈的增长动能。

　　这次是第二轮，第二轮我们三中全会公告谈到，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场应该是李克强同志提出来的农业现代化的前奏，或者说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一轮改革农村生产方式的改革，是在资本的驱动下面，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在农村实现分散的个体的生产向规模化的、产业化的生产所改变。这一轮改变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其实解决的就是要素投入的效率问题。也就是通过技术和管理的进步，来提高农村所有资源投入的效率。所以说从集体到分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然后又从分散到集中，也就是说两轮实际上实现了农村生产方式不同性质的改变。

　　就国企改革而言，其实也经历了两轮。第一轮实际上是在90年代初，那时候的国企改革在座可能都很年轻，年纪大一点的都知道，大量的下岗职工问题。其实那一轮国企改革，他针对的主要是一些亏损的传统国企，解决的就是经营效率的问题。而这一轮国企改革针对的不是亏损国企，而是盈利的，甚至暴利的垄断国企。他从国企的战略性充足改制，从最早的所有权和经理权分离，到国企战略性充足改制上市再到现在发展混合所有制，其实这一轮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改变了整个国企宏观经营环境的约束条件。也就是从软约束到硬约束。有一个做管理的专家跟我讲什么叫国企？国企本质上不是企业，他是一种准政府机构，或者是一种变相的政府机构。我想这话是有一定道理，他的一头是伸向政府的行政权利，另一头却伸向市场。市场的利益他要，行政权利给他的特权他也要。市场经济和行政权利的结合，所以国企应该是到了现在大部分国企，类似于西方的权贵资本。而这一轮实际上解决的就是权贵资本的出入问题，后面我会讲到通过改变他外部约束环境，通过约束市场化改变外部约束条件，同时可能到管企业、管资产到管资本，进行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的改善和优化。这是国企改革第二轮。

　　大家知道加入WTO，中国到2000年外贸顺差230亿一下涨到2007年2950亿，涨了10几倍。第一轮对外开放实际上中国以自己低廉劳动力优势，我们跟全球市场进行兑换。中国外贸依存度最高时达到52%—53%，最近两年下滑48%到49%，也就是中国外贸依存度非常高，我们作为一个制造大国，中国的制造业融入了国际产业格局，但是中国金融体系跟国际的金融体系却是不对接。作为一个现代过程，尤其是我们现在这样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进一步的开放当中，这一轮应该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双向开放，资本市场的开放，中国你的金融体系跟全球的金融体系开始融合，开始对接。这里包括规则的对接，也包括资本要素的流动。在这种对接和流动当中，我们实现什么？我们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进一步去获取中国作为一流的超级大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必要的地位，这是第二轮对外开放的含义。前一段时间谈到自贸区的政策，很多记者问我，林博士你觉得核心是什么？我说核心就是金融自由化，也就是资本要素的对外开放，资本项目的开放。

　　这是这三条主线，应该说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了新一轮的深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改革不是革命，它是历史的拐点不是历史的延伸，邓小平整个改革开放思路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到制度，一系列制度设计的落地和体制，制度、职能的进一步激活，改革从历史上来看，这一届与往届有不同吗？大的框架没有不同，有不同吗？在制度的落地这方面，在制度安排方面是史无前例。

　　为什么这一次会有这么多超预期的改革措施出来呢？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到它的背景，据说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倒逼的，中国如此外国如此，历史上如此，现代社会也是如此。这一次倒逼我们新一届政府立志改革的因素是什么？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下面列的那些，我们经历了三十年高速增长以后，留下了大量的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已经堆起来堆到可以把我们这个民族快埋掉了。这个副产品是什么？就是环境的大幅度恶化，包括自然环境恶化。我们现在是在深圳这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气候，大家知道如果在北京，估计很多人会戴着口罩来参会。环境的恶化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长期来看增长的瓶颈不是需求而是供给，我们目前70%的水源是有不同程度的污染，至于空气的话每年PM2.5的指标都在上升，这是自然环境。社会的、人文的环境呢？贫富差距的拉大，还有很惨痛的一种税收的痛苦，我们的税收不是全球最，但是我们痛苦指数却是全球排第一，就因为我们的福利水平非常的低。

　　跟这个人文环境恶化还包含什么？包含一种制度环境的恶化就是政府官员的贪腐，还有行政效率低下。总而言之老龄化、通货膨胀、垄断、就业压力还有贫富差距等，这些都是整个我们发展的环境全面恶化的结果。这种恶化带来增长不可持续性，同时带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这种情况下改革已经成为惟一的出路和药方。

　　这轮改革非常清晰提出了现代过程的基本框架，我报给大家一组数据，1998年以前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平均的资本回报率是14%—15%。那是1998年90年代，2008年以前十年，也就是胡、温时代中国资本平均回报率是6%—8%，大家想想看2012年我们资本回报率是多少？2.7%。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看到最近两年来大量的金融资源错配，整个金融市场流动性不断增长，但是这些资源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为什么不进入实体经济？因为实体经济不挣钱，2.7%资本回报率税后对大部分资本来说没有吸引力，这么低的资本回报率预示着什么？预示着我们整个宏观的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已经是非常恶劣。在这种情况下，十八届三中全会他要改变这种宏观经济环境，除了市场化以外还提出了法制国家和文化多元，也就是中国模式1.0到2.0。实际上是什么转折呢？通常而言，经济增长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要素投入型的，例如我们前面三十年的增长。第二种模式就是效率提高型的，可能我们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增长，还有第三种模式，创新推动型。创新推动型实际上在完善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环境下，大量的新兴产品的创造，包括商业模式的创造，这就是现在美国那种模式像iPhone，它能够在全球市场上风靡一时。中国现在是在什么阶段？就是在资源投入型走到巅峰已经不可持续，走到另外一个阶段效率提高型，一个国家经济要素投入的效率提高，不仅仅依靠技术，不仅仅依靠企业微观管理方式，同时也依靠政府的制度效率，和宏观政策环境，我看到一个台湾学者做的制度比较。他就讲到制度效率，好像说是最低的日本是1.4%，美国大概是1.6%，总之西方发达国家是1.4—1.6%之间，中国政府制度效率在一个国际组织的评估下面是0.12%。那么在这么大国里，惟一一个比我们制度效率更差的国家就是印度，他的制度效率是负的，负的0.1。中国变成仅次于印度的制度效率，为什么这样？全要素生产里面，包含一个很重要因素？你的宏观制度环境。在这种情况下面，十八届三中全会要解决的就不完全是市场化的问题，还要解决的就是跟市场化经济相匹配的上层建筑？实现法制国家的问题？

　　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提出五位改革，它实现了什么？实现了系统化的政治经济的改革措施，提出的是政治系统工程，相应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他们之间相互协调是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我们的改革不能只是经济制度的改革，同时也有上层建筑，也就是政治，社会的管理包括经济管理，也包括政治管理和其他方面的管理，这次踢输五位一体框架，他提出改革系统性协调问题，所以才有了经济、政治、社会，三元一体推出系统化的改革方案和制度安排。

　　从目前改革方向来说，刚才王国刚教授说了，中国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改革，但我是经济学家，我们在这里都是投资者，我今天要讲的主要改革内容就是讲的经济改革。

　　我们目前经济改革首先是财政预算的改革，财政预算改革最核心内容就是税收法定，也就是征税、免税程序要合法化，还有一个预算透明，这个是社会对公权力约束的起点。大家可能说你说的是废话，难道我们现在的税收都不合法吗？我可以告诉你，目前的十八个税种里面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是人大批准的征收的法，根据中国的税收法人大批准的征收的法，税收的项目。还有十五个他的合法性来自于什么？都来自于国务院一个总账型规定，或者各种条例形成的。实际上根据税收法定的原则，政府作为国家惟一的合法的暴利机构，当你向你的人民要钱的时候，征税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才合法化？应该经过人民的同意，在西方有议会有国会，在中国有人大，你经过人大的同意，人民同意你收这份钱，这就叫税收法定。

　　征税要有合法的，免税也要有合法的，我们现在经常遇到政府，这里这块免税，那里那块免税，这次把很多地方政府免税项权利也算收了，因为免税是什么？大家说免税是好事，是你通过税收法律向全体公民免税是好事。降低所得税，或者说降低增值税，但是你向部分的企业，某些特定对象免税，我认为这个权利不应该是一个行政机构所任意可以运用的，因为他也升级到权利的寻租和不公平的问题。

　　财政预算制度的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或者说结构调整的需要，他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起点。为什么？因为他改革的核心，涉及到一个对公权力的约束，就是税收法定，还有财政预算透明，透明意味着什么？我们都知道，你说壮士断臂，拿你的左手剁调右手，我是做不到，怎么样剁掉？只有刀柄掌握在其他人手里，所以权利约束绝对不是自我约束而是公众监督。这次财政预算改革写了两点，一个是公众监督，一个是税收法定，就是税收的合法性。

　　第二点还涉及到一个税收调整和转移支付，目前税收调整实际上是解决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的问题。中国的税收，占整个GDP的比重并不高，30%—35%，像北欧国家他们的税收占到GDP40%甚至45%，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觉得痛苦？而我们觉得很痛苦？因为他们从生下来到死去，不愁没人管，他们不用积蓄，他们的教育、卫生、养老，整个社会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是非常完善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觉得很痛苦？我买你这件东西我觉得贵呢？是因为你提供的这个东西品质不好，也就是说5万块钱买一辆轿车性能良好的轿车是便宜的，如果买一辆自行车呢？那就是很贵。我们的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给全体公民提供的整个社会保障和福利，和我们在税收上付出的代价，是不匹配的，这就是中国为什么痛苦指数全球第一。

　　你付出了税收购买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达不到相对应的水平。这次通过税收调整，实际上是调整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中国为什么痛苦指数那么高？中国的税收体制有一点劫贫济富的味道，我们70%的税收来自于增值税和营业税、进口、流转等，只有30%来自于直接税。所有间接税都是向企业征收，他都可以通过价格传递给他最终消费者，而最终消费者里面就包括什么？包括赤贫的阶层，包括真的连肉包子都买不起只能吃馒头的人，可是馒头里仍然含着税收。所以这样的税收结构是不合理的，在西方国家间接税比重只有30%，他征税对象主要是社会富有阶层，而我们绝大部分税收全来自于全体，全体包括很多很多的穷人低收入群体。未来的税收调整方向可能就是，逐渐降低直接税，流通环节，包括现在的营改增，以及现在呼声特别高降低增值税这一块，对企业减税，减少税收痛苦指数，让税收更好调节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水平是很重要的改革方向。

　　第二个就是转移支付，我看了去年统计数据，中央财政向地方转移支付里面，53.3%也就是2.15万亿。

　　一般是垄断，一般是行政，以行政权利获取低廉要素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的不好听一点叫强买强卖，强买有法律依据，强卖有市场地位。目前要素市场改革实际上本质就是让行政权利淡出要素分配领域。实现不同的市场经济主题要面对同样的要素资源的约束。在要素市场上面面临同样的约束条件，这解决什么？公平的问题。什么叫公平竞争。

　　市场只有一个，价格是根据供求来决定的，大家都平等的在市场里以自己的能量去获取这些资源，第二个价高者得，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就是一个规则，价高者得，这样就会无形中提高经济系统配置效率。

　　这样环境下面，国企外部整个资源都会得到改变。第三点，市场准入放开，它把产品创造的自主权从行政部门交给了市场，我觉得未来大家讲到行业机会，我是非常看好证券业投行这个行业，因为它是最有创造力，所以核准制不仅仅意味着股票上市从核准到注册，未来的衍生品的诞生，包括各种金融产品的创造，可能都会从核准制走向注册制，也就是说市场对你的产品进行筛选和检验。

　　民间资本从允许到探索，这是金融市场真正对内放开的标志。资本项目的开放，我刚才已经讲的很充分，这里不再重复。

　　最后一项，第四项，国企改革从管企业到管资本，这是一个经营体制再一次提升。

　　我举个大马西的例子，新加坡大马西它的年回报率37.8%，为什么这么高的回报率？因为他们国有企业不是政府官员任命，他是从全世界经理人聘用的，政府对国企的管理基本上是通过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也就是通过资本的方式进行管理。第二个可能大家会关心什么叫国有资本30%划归公共财政。什么叫国企？国企原来是国家的现在是全民的。国企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你挣的钱不能你一个人花，你挣的钱应该给全该人花，共和国长子你享受全家给你最好的条件，这个共和国长子以后挣的钱至少30%给共和国全民公民成为他们福利来源。

　　最后一个是户籍制度的改革，社保制度的改革，为什么社保很重要？社保改变人民的预期，预期改变人们的行为，目前社保体制改革，从生育制度来说实现整个民族从市场到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而社保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户籍制度，真正要实现的，就是城乡差距的缩小。还有就是不同身份的公民在同等福利制度下面的社会公平，这个就是我对三中全会整体的解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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