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端午节话悲情文化的泛滥
每年端午，全国各地必然组织“吃粽子、赛龙舟”纪念春秋战国时代的屈原，据有关统计，这项活动延续了至少1000多年，其深得人心与群众基础和品牌影响力之大足见一斑。近期电视剧最热播的节目大多以抗日救亡“悲情”英雄人物剧本为主，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中，在接待外国佳宾中，经常性地亮出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来示好，《大红灯笼高高挂》、《单身汉》等电影的获奖，到处充满着以丑为美，悲情的情节，悲情的文化泛滥，必然造就悲情的英雄-------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屈原被楚贬至湖南，在报国“无望、无奈、无助、失宠、失意、失败”中上演了投汩罗江自我了断的悲剧，纯属个人行为，倒符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在春秋战国死人千千万万如粪土，死一个人如草芥的年代，人们唯独对其情有独钟，如其说他是英雄，不如说是后来人在创造着自己心中的“悲情”英雄。就事论事，屈原的失宠与被贬与其不了解楚王的喜好和动机有关，在偏离了航道的大海中航行，迷失方向，迷失自我的概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屈原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
历史给屈原贴上“爱国诗人”的标签，诗人定位极准确，但爱国就未必是真？我看是一厢成愿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爱国：首先，楚王要把他爱国的标签剥掉，认为他只是个言过其实，专门找茬、难堪楚王的王室子弟；在周王那里简直是大逆不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已让其大权旁落，社会动荡，你屈原还要楚国励精图治，要搞个“春秋六霸”、“战国八雄”改写历史，这难道是爱国？这样的爱国是不爱大国爱小国（楚国）的分裂主义；套用现在流行的术语，这是“湖独”（湖北、湖南搞独立）与“台独”的陈水扁有什么两样，这难道是爱国吗？孔子的主张是要恢复周礼，恢复周王室的王权，恢复周王室的领导权来维护社会秩序及和平，他爱的国家不仅仅是鲁国，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国家，其爱国情操远远高于屈原，但不见有人叫他是爱国教育家？历史有时候是在放屁，还是一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
屈原被塑造成“悲情”英雄的身后名估计他生前不曾想到，也未必是其所愿，被人们请上神坛，满足人们的心理诉求，成为工具更是始料不及。
中国“悲情”英雄为何如此有市场？“悲情”文化渗透力为何无孔不入？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阶级统治者将“悲情”英雄的家国情怀无限放大，加以宣传，为其统治目标的实现而服务，在榜样力量的驱动下，“悲情”英雄不断涌现；
二是社会劳苦大众对“悲情”英雄的同情与千古传颂推波助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教化下一代人在错误的道路上前行；
三是攀比心理在作怪，人们通过“悲情”英雄的悲剧，运用比较优势满足自己的智慧和幸运等心理需要。
在上述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悲情”文化盛行不蓑，“悲情”市场土壤肥沃无比，开花结果必然是硕果累累。
其实传统“悲情”文化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阻挡了个人修养的进化，让部分人将“悲情”英雄当偶像。如清晚期的曾国藩、李鸿章、张勋复辟等在世界政治洪流中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些现实的确为害不浅，信手拈来：
1、屈原：只爱楚国，爱国格调比孔子低，对当时的政治时局把握不准，失宠于楚
王，满腔报国抱负付之汩罗江的东流水；如果是企业的营销总监，因对市场竞争态势及老板的企业愿景不明，一意孤行，只有落得被炒鱿鱼的下场。其在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因与司马迁有着相同的命运及获得社会大众同情，而被史记美化和拔高。
2、项羽：楚汉争霸中败下阵来的项羽，经史记司马迁和李清照“生当人杰、死亦
鬼雄“渲染，一代霸主，“悲情”英雄的形象呼之欲出。在领导力上，项羽逼走了范增、陈平、韩信自掘坟墓，才导致后来刘邦的“咸鱼翻生”，这样的霸王能任贤用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吗？战略眼光上，在“鸿门宴”上见到吃生肉的屠夫樊哙直呼其为英雄，放刘邦一条生路，将自己逼上绝路，没有战略和方向感的国家领导人要将国家带向何方？只有天知、地知、神鬼知道。在安抚百姓方面，火烧阿房宫，活埋几十万秦军将士、挖掘秦始王陵寝，这是个君王的作为，其政更暴于秦，这能安定天下？在定都问题上，大臣反对定都徐州，其反驳如穿了金缕衣夜行，无人知晓，其虚荣和贪婪必然搜刮民脂民膏，百姓能安居乐业吗？
项羽的无道与其说是刘邦战胜了他不如说是自己打败了自己，上帝（自然规律）也必
然是抛弃他的。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有很多人认为刘邦的运气好，他只是个流氓，看看上述的理由就知道刘帮在按自然的道在运行。对于企业而言，对人才的“忠、德、勤、能、绩”的全面要求是错误的，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忠”需要区别对待，是其没有更好的去处而留下来，还是有这样的机会而选择继续合作？能够把握企业成功关键因素的人才即是功臣，而不是需要完人。
3、岳飞：在封建社会家天下的统治下，大臣只是皇家奴仆，绝对服从是主人管理
的先决条件。用企业组织架构来说事，赵构这总经理岗位要求既要考虑宏观世界格局、金融发展、组织建设、资源调配、个人地位稳固、竞争对手现状等组织决策等诸多问题，更何况他这总经理是天上掉下拾到的，原先的职业经理人和他没有多少关系，也没有几个人能逃过来，即使过来了，因不了解他也不敢用，可风其地位及基础岌岌可危。
岳飞这个营销总监只考虑单一的市场（战场）问题，认为市场形势一片大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人，要政策、要资源，准备北阀，扩大华北和东北的市场，要迅速占领市场，取得竞争上的优势。赵构认为南宋企业是处于初创期，百废待举、人才、资源、竞争力还不足以支持大战，不宜大动干戈，宜固守，待时而变。加上其地位未稳，岳飞火急火燎的目的更是要迎回徽宗、钦宗两帝，这仗就更不能打。但岳飞无视组织岗位职责，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继续开拓北方市场，将个人意志强加给赵构，并行使总经理的权力，将自己逼上绝路，赵构也不是吃素，终于让岳飞“过把隐就死”。幸好老百姓还记得他的愿望，在西湖畔建了一座岳王庙，生前仅用了一次的王权，也是最后一次的王权，让其死后满足了这样的愿望，只不过这是虚拟的身后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读书人最喜欢留名青史的方式）。
还有文天祥、袁崇焕、谭祠同等等“悲情”英雄，为什么就不能深入剖析“悲情”的症结？放眼世界历史，就中国的个人英雄多，“悲情”英雄多，这与中国的政治形态、管理机制、社会文化、教育方式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减少无谓的牺牲，在个人修炼方面进行加强，在组织机制方面进行完善，进行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引导，避免“悲情”英雄故事的不断上演。
更加可笑的是在民间家喻户晓影响力最大的四大名著中的三部〈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哪一部的主人翁无不是“悲情英雄”，好象只有悲情才能打动读者，才是中国人的嗜好。三部名著中的很多“悲情”英雄情结，负面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如98年抗水灾，死了的战士就是英雄和烈士，活着的大家都在做着同样的工作，就没有这么幸运，为什么死了的才是英雄，这不是“悲情”情结吗？
又比如，香港警匪电影中，匪帮会敬“关二爷”，警察也敬“关二爷”，当警匪对峙时，最为难的就是“关二爷了。港台企业在厂区门口将“关二爷”当“财神”更是司空见惯。
通过上述的案例，可见悲情的文化对中国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确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因素，需要加以摈弃。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独尊儒术开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了社会评判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这个严苛的标准以谬传误、为害极深。按此标准，中国历代帝皇没有一人达标。
1、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了中国一统的传统文化，因其过于彰显武功，没有文治、较为残暴不是理想的帝皇而忽略其历史地位。
2、刘帮在治国、平天下中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为文景之治定下基调及基础，因个人文化不多、不事农活，修身和齐家不足就变成了流氓皇帝，真是可叹。
3、汉武帝彰显武力“犯强汉者虽远必除”的英雄气概也因具有战略扩张性只是一笔带
过。
4、唐太宗的东征西讨，甚至要东渡扶桑（当时）日本，征服小日本，但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若有若无，只留读者自己想象。
5、成吉思汗横骑亚欧大陆，因有“黄祸”的口实，中国历史更是讳莫如深。
6、郑和七次下西洋，这个因是经贸关系，可以大书特书，700年前的辉煌无不诉说着现在的无奈。因近700年的关门锁国，统治阶级不重视经营海洋战略，导致目前中国渔民“悲情”故事在延续，南海、东海、黄海战略上的被动。
因此，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代说起，中国“悲情”文化害己害人，这样的文化需要革命和终结，中国的教育模式也需要革命和终结，这样中国的“悲情”英雄才会减少，否则中国和平崛起路途漫漫，崛起的速度和威力锐减，美国人不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我也不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说和平崛起就能和平崛起？这是什么？能说到做到是势不可挡，本身就是强权和霸权。
读者不必较真，这只是有感而发，一所呵成，没有经过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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